社会学作为一门学科是用一套自己的方法论体系来描述与解剖社会关系的结构、作用方式与文化样式。我们一般人对于社会习以为常而往往浑然不觉，生活在社会中却很少能明白系统地理解社会，更谈不上把握能力。社会学能提供的就是这样的理解与把握能力方面的帮助。社会学还可以进一步细化为政治社会学、法律社会学、经济社会学、文化社会学、组织社会学、劳动社会学、宗教社会学、社会统计学、社会心理学、大众社会学等等。社会学不仅仅提供理论的框架，还提供大量的认识方法论。也有一批相当有影响的中国社会学家：李强、孙立平、周晓虹、王思斌、周孝正、陆学艺、李培林等。我个人认为，社会学在中国是有特殊重要性的，一是在这样一个转型社会，社会学比在美国这样的结构稳定的社会更有揭示问题与把握转型机会的价值；二是社会学作为一个基本学科，对于类似法律、管理、传播等领域的训练提供基础的认识论工具；三是对于动态程度与复杂程度进一步提高的社会，社会学为多领域的人们提供了改善行动水平的方法论支持。我一直觉得我们的大学不应该在本科就设法学、管理学、传播学这类学科，如果这些学科的学生本科学的是心理学与社会学，研究生的时候再学那些应用性的学科，那么他们的基础理解能力与自觉创造能力就绝对有很大的提升，而不会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
我早期学习的是法学，到今天我还是觉得中国的法学离开社会的基础比较远，实证研究一直没有很好发展起来，立法与司法训练领域的形而上学与搬移效应最明显。而我自己的兴趣则比较接近法律社会学，所以即使在自己学习法学的时候也一直看重社会调查，我还记得我早期公开发表的论文之一就是《〈行政诉讼法〉在重庆地区的实施状况的调查分析报告》。后来我师从我国著名社会学家袁方教授，并在他老人家去世以后，在组织社会学权威王思斌教授指导下完成我的博士论文，社会学的知识系统化水平有所提高。而我的专业调查研究工作本身也使我对社会学知识的学习与使用更为密集。在我担任耶鲁世界学者期间，我指定的学术导师是著名的耶鲁社会学教授戴博拉戴维斯教授，我选的另一门课是社会学家施泰吾教授讲授的《现代艺术的社会学理解》，属于文化社会学范畴。在我平时爱读的书中，大众社会学与社会心理学的著作是偏爱度很高的。我也很高兴地看到我所熟悉的不少同行朋友与客户朋友中，很多是学习社会学出身的同科人才。
中国社会学研究一度受到很大的政治限制，近年有很快速的发展，但是仍然保有很大的局限性，其最为突出的不足：其一重农村而对城市社会现象本身缺乏研究动力；其二是重学术轻应用，尤其在流行社会学、消费社会学、管理社会学等应用型社会学领域获得的重视远远不够；其三重现象学描述，对于社会行动的研究与实验相当薄弱，所以我对中国社会学有“描述有所章法，批评颇多偏颇，建设一事无成”这三句话评论；其四重个体研究轻社会协作，社会学各领域的协作研究、社会学与其他学科的协作研究均很薄弱，社会学学者社会化程度低的问题很突出。有此几样，社会学这一本来具有更大适用面的学科的人才应用面被大大压缩，而且多被认为适合在公务部门与社会工作领域就业，这真是非常可惜。社会学教学需要在结合社会、重视城市、结合应用方面迈出大的步伐，这样才不致让这个本来应该生机勃勃的领域变成刻板枯燥的学科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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