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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新闻机构都有专为各级领导采写和编译国内外重要新闻的任务。这类新闻统称内部参考资料，简称内参，大都被定为国家秘密，有多种秘密等级，只供相应级别的官员阅读，为他们的决策提供参考。
普通人没有机会阅读内参，一旦得到并透露给境外媒体或人士，就可能犯泄密罪而入狱。下级官员没有得到允许而获得或阅读了上级官员可以阅读的内参，也可能泄密。
记者走访了多位前任和现任官方媒体资深人士，试图对加工秘密新闻的内参进行揭秘。
内参取舍的政治尺度
目前，固定向中央和国务院领导呈送内参的主要是新华社、《人民日报》以及中央电视台等中央级大报和电台、电视台，其中影响最大、发稿最多、内参制度最健全的是国家通讯社新华社。
新华社国内部第二编辑室专门编辑国内内参，稿件来源于国内记者编辑；参编部编辑国际内参，稿件来源于驻外记者和境外报刊。
曾经写过内参的前官方媒体一位资深记者介绍，国内内参主要报道重要时政动向、负面新闻、争议话题、突发事件、重要技术突破、基层民意等敏感内容。官方宣传部门一般认为这类内容不适合公开报道，但又必须让中央知道。
以最近的新闻分析，可以写内参的内容有：国民党主席连战访问大陆引起的反应、香港特首换人风波、民间反日游行的起因和后果、矿难真和原因、中央扶持农业的一号文件的执行效果、佘祥林和聂树斌等冤案的反思和教训。这类内参注重对相关问题的原因分析和后果预测。
国内内参还报道重大成就、重要经验和典型。比如某单位是如何进行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当年的援藏干部孔繁森如何体贴百姓等。这些正面报道得到中央领导批示后，会很快转为公开报道，在官方媒体上形成较大报道声势。
国际内参则主要报道重大国际事件、重大国际外交动向、外国政要和媒体对中国的各种评价等。比如，吉尔吉斯斯坦反对派夺权的原因和对中国的影响。
资深内参记者说，内参取舍新闻，依据一些模糊的政治尺度，没有一个硬性框架。政治尺度的设定取决于两方：一方是中央文件和中央领导的指示，另一方则是新闻媒体负责人的判断。“笼统地说，凡是可能侮辱、损害党的声誉的事情和问题，都是不适合公开报道的。”
他还介绍，新华社、《人民日报》的记者一般训练有素，他们知道哪些消息能公开发布，哪些可写内参。“内参尺度，我也说不清楚。但是碰到一件事，我知道该怎么做。”
许多领导信息主要来自内参
内参报道的真实度、敏感度、深度都远远超过公开报道，是大陆省部级以上高级领导决策的主要依据之一。事实上，一些官员几乎不看公开出版刊物，其信息主要来自内参。许多新华社记者向同行炫耀，“中央领导、各省市领导上班的第一件事就是调阅新华社内参。”不少官员到新华社考察时都证实了上述说法。
据了解，许多高级领导上班后，首先翻阅由其秘书筛选过的新华社内参，并就重要的问题在内参的空白处作出批示。带有批示的内参影印件会通过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等机构，批转到相关省市和部委领导手中。他们追加批示后，或直接解决问题，或把追加批示的内参影印件再批转到下级官员，直到问题得到解决，或有了令上级领导满意的答复。
这一过程，让许多基层官员以为新华社记者有“通天”之术，因而对他们既优待又防范。如果得知记者准备采写批评性内参，基层官员常常对记者进行收买和骚扰，甚至进行威胁。山西繁峙矿难中，就有多名新华社记者被当地县委收买（这几名记者后被新华社除名）。不过，更多的新华社记者因为坚持真实报道或为民请命，遭到地方黑恶势力的恐吓、跟踪和腐败官员的刁难、诬告。
据多位前新华社记者介绍，新华社每天都要发若干条内参，最高级别的是《国内动态清样附页》，专门提供给中央政治局常委或委员参阅，一般反映极为重大和紧急的事态，比如当年的拉萨骚乱和长江洪水。
其次是《国内动态清样》和国际《参考清样》，供省部级以上领导参阅，主要反映重要动态、敏感问题和重要建议。上述内参都是单篇印刷，16开，字号有黄豆大，短则一页，长则三四页。
此外，新华社还编发内参刊物。面向地市级和司局级的是《内部参考》，每周2期，每期40-50页，反映问题的敏感度比“动态清样”要弱许多。
最低一级的是《内参选编》，主要从《内部参考》和“动态清样”中选出部分不太敏感的内容，每周一期，每期30-40页，发至县团级，乡镇长等科级干部与部队中的营级干部阅读。《内参选编》内容平淡，跟公开报道差不多。
《内部参考》和《内参选编》也是新华社的重要收入来源。它们通过各类党政机关的机要部门订阅，发行量大，定价高。新华社一些分社创办的省级内参，每年能上交利润近千万元。
官方媒体的耳目功能
大陆媒体大都归各级党委领导，其功能被定位为党的耳目喉舌。喉舌作用就是把党和政府的声音宣传出来；耳目作用就是替党和政府搜集信息。喉舌功能体现为公开报道，耳目功能体现为内参报道。
由于内参能以最快速度送到中央领导那里，并时常得到领导的批示，因而是现有体制下解决问题的最有效的途径之一。
一位前新华社记者透露，通过内参解决的问题远远多于通过公开报道解决的问题。他说：“这是官方媒体最自豪的地方。因为有了这种内参，许多媒体也就不太在意公开报道的平庸了。”
比如，在安徽农村推行税费改革试点和后来在全国取消农业税，就与多篇报道农村暴力征税逼死人的内参有关。但是，由于内参和领导批示没有公开，即使问题解决了，也没有像孙志刚事件那样产生轰动效应。
这位前新华社记者还透露，新华社作为中央的耳目，还有监督地方党委和政府的作用。
近年来，地方官员为显示政绩或支持地方保护主义，常常对中央隐瞒实情，报喜不报忧，甚至弄虚作假。政治学者俞可平认为，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中国的一些制度违背了政治学公理，即由上到下的决策指令信息，和由下到上的决策效果反馈信息，不能走同一条管道。
新华社直属中央，与地方党委和政府的关系比较游离，记者网络遍及全国，几乎是中国惟一不受地方政府操控的最有效的民意搜集系统和信息反馈渠道，因而能够客观、中立地反映真相。结果，新华社内参经常与地方党委和政府的报告打架。
为此，一些地方政府给新华社驻地分社拨款或批地，与分社联络感情。也有少数媒体和记者利用内参搞交易，替老板和地方政府打官司、要项目，对方则回报以金钱、广告和赞助。这导致内参的耳目功能时有失灵。
内参秘密面临网络挑战
因为内参属于国家秘密，发出后就必须按照《保密法》的规定来保存，未经相关领导许可，不得公开。即使记者本人要查阅自己的稿件，也需得到领导的许可，
还不许复印。
前官方媒体一位资深记者说：“记者自己采写的内参稿件，采用后就没有权力再公开，公开就等于泄密。哪怕是口头转述，也构成泄密罪。这种风险会约束记者不敢轻易公开内参详情。这样，内参既是有效的信息传递渠道，也是有效的新闻控制渠道。把可以公开的新闻上升为机密，进入自定操作程序，官方就能对舆论进行有效控制。”
不过，因为信息采集和传播的技术发生变化，为内参保密越来越难。过去，手写稿件的时候，记者要上交内参底稿。现在都用电脑发稿，记者可以留存底稿，结果许多人把底稿改头换面，公开发表赚稿费。在这种情况下，报道记者必须有把握不会出现政治风险。
上述资深记者说：“按照中国的法律，任何人得到了不该得到的、标有秘密、机密和绝密的材料，只要被查到，严格意义上都能被判刑。许多情况下，政府部门不去调查内参偷偷转公开的行为，是因为没有引起不良后果。”
近年，网络时常抢先报道矿难等突发事件，使官方难以封锁消息，也使部分内参失去了神秘色彩。但是，如果有记者根据网络报道编发内参，再把内参偷偷公开，仍可被定为泄密罪。
取消内参，目前体制不能承受
前官方媒体一位资深记者说，从内参上送到问题的最后解决，都为秘密操作。如果处理结果公开，则会形成同类问题的解决，甚至推动一项政策出台。如果处理结果不公开，则解决的只是单个问题，不会在社会上形成舆论压力。处理结果不公开，也可能是领导批示了也没解决问题，或根本就没有批示。事实上，后两种情况更多。
他说：“内参可以解决实际问题，但无助于推动舆论监督。要推动舆论监督，首先需要取消内参制度，让一切裸露在阳光下，让公开的争鸣和法律去解决一切棘手的问题，而不是依赖领导人的智慧和清官意识去断案。”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教授展江说：“内参只是供少数特权阶层享用的信息载体。它和古代的邸报相似，不是现代社会的正规新闻。作为一个等级制度下的政党组织传播媒介，内参只适用于农业社会或战争时期。”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喻国明认为，将来，内参当然应该公开。但如果把这些信息在大众传媒上完全不加约束地释放出来，可能会使社会发生重大冲突，会使社会利益格局发生重大变化。这个结果，社会能否承受，各方必须有一个权衡。判断的落脚点在于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
喻说：“取消内参是目前的政治体制所不能承受的。”
一位国内著名维权律师认为：机密一般是指机密所有者制定的不宜被外人所知的政治、经济、军事、科技、商业等文件。记者的报道属于社会公共资源，不论登载在何处，都与国家机密风马牛不相及。而把获悉新闻报道的权利等级化，动辄以“泄密”加害于人，是典型违反公开、公正、公平的执政原则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