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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流年代》读后感 & 摘抄
Ⅰ、Reviews
读完 Nadav Eyal 所著的《逆流年代》（Revolt）。此书写于特朗普第一个任期之时，从作者参与一个私人富豪酒会讲起，述说着那些从全球化中获利颇丰的富豪们，如何对以特朗普为代表的逆全球化威胁视而不见，以为这只是暂时的倒退。作者通过对全球化弊端和右翼运动的剖析，深刻地指出世界格局正在发生深层次的变化，全球化时代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首先，“全球化”并非一个充满美好和进步的乌托邦。全球化的本质是资本的全球套利，其基础是不平等——正因为不平等才存在套利，而套利会进一步加剧不平等。全球化通过将代价转移给公众视线外的外国，带回大量利润，催生了新的一批富裕阶级。但是，加剧的不平等会积蓄社会矛盾，这种矛盾的表现形式就是反全球化的右翼运动。
然而，虽然右翼运动大多发源于经济不平等，其支持者也大多相对贫穷，但右翼的精神核心既不真正关心经济，也不着眼于内政。右翼运动真正的内核是“身份认同”，而全球化正是其身份认同的最大敌人，因此右翼运动必然会全面攻击全球化的国际关系。并且，左翼人士往往以为改善经济状况可以缓解右翼运动，这是一个误解。右翼思潮是一种富有攻击性的“思想病毒”，它和宗教的极端原教旨主义相似，是一种寻求身份认同的群体运动。他们常常对经济等现实问题视而不见，反而热衷于寻找“隐藏的敌人”并加以攻击。
全球化本身所蕴含的失衡已达到临界点，而其所面临的反全球化运动也正在蓬勃壮大。我们这一代人是能够顺利地将这套体制修修补补、勉力维持下去，还是不得不面临世界秩序的崩塌与重构，我们只能拭目以待。
Ⅱ、摘抄
1、引言 一个时代的消亡
占人口 1%的最富有的人群认为，在很大程度上，2008 年的危机只是过眼云烟，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不过是历史上的偶发意外，而进步，也即他们所信奉的贵族版进步，不可阻挡。
2016 年，美国总统选举日前几个月，我踏上了美国之旅，希冀找到一个简单问题的答案：如果特朗普获胜，他会凭借什么获胜？当时的民调结果称特朗普几乎不可能当选，但我有所怀疑。在工业革命重镇之一的宾夕法尼亚州，我坐进一个煤矿工人家庭的客厅。当时屋外狂风大雨，屋内家庭成员的情绪同天气一样阴郁晦暗，我以为美国人都有的乐观精神不见踪影。费城的黑人活动家们告诉我，奥巴马总统只不过是杀害他们无辜的街坊邻居的白人们戴上的又一层面具。他们发誓不把选票投给“那个叫希拉里的人”。北卡罗来纳州夏洛特市的一个小女孩泪水盈眶地告诉我，她班上的一位同学不再愿意邀请她参加生日派对，因为她的两位母亲是跨性别妇女。从她的故事里我可以感觉到对新美国迅速萌芽壮大的敌意。也是在北卡罗来纳州，我去某所教堂参加周日礼拜时听到牧师说，美国容许同性恋鸡奸，应当受到比埃博拉还严重的瘟疫的惩罚。我问他，他的美国能否劫后重生。他回答说：“嘿，还没到埋葬我们的时候！”
英国脱欧背后也没有思路清晰的政治理念。从巴西到意大利，再到匈牙利，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崛起构成了对当今世界全球化的零散冲击。它们发端于工业化国家全体中产阶级集体抱怨社会不公的回音室里。
对全球化的根本性反抗从两个对立的极端开始——一端是无政府主义激进人士，另一端是原教旨主义宗教人士。在社会不安情绪的渐强刺激下，激进且反动的理念开始渗入中产阶级。这种反抗体现在英国公投脱欧、欧洲极右势力兴起、原教旨主义壮大、激进左翼支持率上升、仇富情绪和对财富集中的憎恶日渐明显上。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世界在谨慎的态度和责任感的指引下进入相对稳定的时期。这就是责任时代（age of responsibility）。选民和他们选出的代表的可怕的个人体验，深刻地塑造了这个时代。他们面前的世界满目疮痍，还没从休克中恢复过来。他们见识过种族主义、极端民族主义仇恨、经济衰退、贸易战，以及对极端意识形态的痴迷所造成的骇人后果，于是决定通通不要。“二战”结束后有那么一段短暂的时间，人类文明如同久旱逢甘霖般地充斥着乐观情绪。早在“二战”结束前两年的 1943 年，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就表达了这些情绪：“我们深信，后代将会知晓，此时，20 世纪中叶，善良的人们找到了一条联合起来，共同生产，共同消灭无知、偏狭、奴役和战争的道路。”
“所有战争均源于愚蠢。”约翰·F.肯尼迪总统在 1961 年柏林危机期间曾经这样说。古巴导弹危机期间，军队领导人向肯尼迪递交了一份计划，提议先发制人地对苏维埃集团进行核打击（计划包括仅针对莫斯科一地就要投 170 颗原子弹和氢弹）。肯尼迪胆战心寒地离开了会议室。“我们还称自己为人类。”他在回总统办公室途中对国务卿迪安·腊斯克苦涩言道。
2、第 1 章袭击报社
可怕的高效率
请想象你是 19 世纪英格兰曼彻斯特的一家纺织厂的厂主。这家纺织厂采用了 1764 年发明的珍妮多轴纺织机和 1784 年发明的动力织布机这两项革命性技术，布料生产速度加快了，产量也远远超出本地市场的需求。交通运输上的创新和通信技术赋予厂主将提高的劳动生产率转化为利润的能力。鉴于厂主投入了巨资，而本土市场早已充斥着竞争对手的产品，他需要尽快扩大收益，于是他想尽办法把自己的产品卖到有需求的地方，从伦敦到亚洲，不一而足。此外，技术还在不断进步，他需要购买新机器，跟上时代潮流，这样才能保持竞争力，不断扩张。这往往意味着他需要向债权人融资。到了这个阶段，如果厂主没能持续开发出新市场，他就会破产。
政客们来救场了。如果大不列颠必须派军队才能迫使它的殖民地从购买本地产品转为购买英国产品，必须派海军才能强迫他国向这些新大亨们开放市场，那么就这么办吧。马克思和恩格斯在 1848 年就一语中的：“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
不平等革命
目前这个全球化模式最糟糕的可能结局是，整个世界变成一个讲求集体性的平等主义村庄。全球经济的动力来自不平等。国际生产和国际贸易要求在劳动力成本、购买力、商品及原材料价格、汇率等方面存在差异和套利空间。
3、第 2 章 一个月冲两次澡
成为阿凡达
有时候，我会请来听我讲座的观众说说 20 世纪最重要的领导人是谁。他们通常会回答丘吉尔、希特勒和斯大林。我建议他们放眼更远的东方。当年，斯大林以为他所建设的苏维埃超级大国会万古长青，将成为人类的归宿。丘吉尔希望拯救大不列颠帝国，希特勒梦想建成千年德意志帝国。他们三人都失败了，虽说丘吉尔在这一过程中拯救了西方文明。只有一位 20 世纪的领导人把他接手的贫穷落后的国家改造成了蓄势待发的下一个超级大国，他就是邓小平。
20 世纪头 10 年，政治精英们普遍认为，技术、科学和利润将会推动不可抗拒的进步。这个信念被第一次世界大战粉碎了。从 1871 年普法战争结束到 1914 年枪炮声骤起这段时间，正是全球化早期版本的推行时期，往往被称为“美好年代”。当时的繁荣令人难以置信。
有一个数据支持了当今（技术更先进的）全球化只不过是美好年代全球化的重演这一说法——国际贸易在领先国家的 GDP 和世界的 GDP 中的占比。1913 年，国际贸易占英国 GDP 的 44%，这个水平直到 60 年后才重现。
全球意识
“世界公民”概念在 2016 年达到顶峰——第一次有半数参加调查的各国公民认为自己是世界公民。 2017 年美国一项调查的结果与之类似。大约一半受访对象说他们觉得有必要恪守“全球人类社群”的价值观。不同的人群之间不存在显著差别。
1997 年，约有 25 亿人观看了戴安娜王妃的葬礼。2018 年足球世界杯开幕式的观看总人数为 35 亿。2010 年智利矿工被困在塌陷的坑道里后，有 10 亿人收听或收看了救援报道。现在，任何人只要不是极端贫困，只要不是在生存边缘挣扎，都可以形成全球视野。
1941 年，亨利·卢斯（Henry Luce）提出了“美国世纪”这个叙事。他在自己创办的杂志之一《生活》（Life）上发表文章，吹捧美国生活方式，认为它可供全世界效仿。他提倡的理念都“无比珍贵，极具美国特色——对自由的热爱、对机会平等的认可，还有自立、独立及合作的传统”。
全球化是一条豪华邮轮，把见不得人的秘密藏进客舱、下层甲板和轮机舱。老百姓们待在这些昏暗之地，不得出声，不得作乱，好让邮轮继续扬帆远航。
4、第 3 章 全球化大战
剥削中心
《自然》（Nature）杂志 2017 年发表的一项研究报告称，就在 2007 年一年里，全世界有 750 000 人死于在他们祖国生产并销往他国的产品和服务所造成的空气污染。2007 年以后，这个数字无疑又升高了。同一份研究报告还表明，2007 年另有 411 000 人死于从别国烟囱和工厂飘过来的空气颗粒物。该研究报告的几位作者写道：“如果进口产品的相对低成本来自生产地区相对不严格的空气污染控制措施，那么某地消费者省钱的代价可能就是别处牺牲的人命。”
印度人由于污染将平均减少 5.2 年的寿命，中国人则将平均减少 2.3 年。
海地奴隶起义
世界需要橡胶，于是劳工们受驱役去采集橡胶树令人觊觎的乳胶。完不成割胶指标的劳工受到残酷惩罚，有时候他们的孩子会沦为人质。从当地人中招募的士兵负责奴隶政权的执法。他们砍下劳动生产率不够高的劳工的手，将其上缴后才能领到薪水和弹药，以此证明他们的子弹用在了预期用途上。事实上，断手在这个领地上作为货币流通。
如果一个外来大国掌握军事和经济力量，它就会利用霸权盘剥劳动成本差异，将自己的获益最大化。它很少受到道德良心的谴责，甚至毫不内疚。就像《星际迷航》系列里的博格人，那些破坏文明的半生物半机械智慧生物所说的：“我们是博格人……我们将吸收你们的生物和科技独特性。你们的文化将会习惯为我们服务。你们的抵抗是徒劳的。”
然而人们还是会抵抗，而且抵抗不总是徒劳的。
英法两国消耗的食糖有 40%来自圣多明各，而当时的食糖非常昂贵。圣多明各还出产世界 60%的咖啡。18 世纪初，它的出口量相当于 13 个英属北美殖民地的出口量总和。它是种植园主和种植园投资者的利润天堂，但对那些创造财富的人——那些奴隶们——来说，它是暗无天日的地狱。
1697 年至 1804 年间，约 80 万奴隶被从非洲贩运到圣多明各。之所以需要进口这么多奴隶，是因为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劳作，被贩运至此的人口死亡率很高。海地种植园主惨无人道。胆敢反抗的奴隶遭受了五花八门的酷刑——他们被扎进麻袋里浸水，被钉上立在沼泽里的十字架，被活活扔进烧制蔗糖的大缸，被倒吊至死，真可谓罄竹难书。
法国大革命的消息传来，自由黑人获悉后开始在殖民地散布法国本土贵族遭驱逐、国王被推翻的传言。对新秩序的渴望开始萌发。一些自由黑人和黑白混血种人相信，革命者的自由原则也适用于他们。其中一位代表人物是樊尚·奥热（Vincent Ogé）。他是黑白混血儿，从大革命的巴黎回到海地，立志终结圣多明各的白人至上主义。他领导起义，被俘后惨遭轮刑，手脚被砍断，然后被斩首。后来，巴黎的革命者们授予黑白混血种人和自由黑人某些公民权利，但将奴隶排除在外。1791 年 8 月，革命在盖曼森林（鳄鱼森林）举行的一场秘密伏都教仪式上爆发。
1804 年，海地革命以一场针对法国白人移居者的大屠杀告终。胜利者们建立起加勒比海地区第一个现代国家暨世界上第一个黑人共和国。奴隶制被禁止，而美国要再等半个世纪才废奴。海地解放几年后，民主的希望破灭了，就像法国大革命后的头十几年。海地的将军们建立了农奴制
其他国家不愿同海地建交，还反复攻打它。美国国父们在奴隶主托马斯·杰斐逊的领导下通过了封杀海地、禁止同这个贱民国家贸易的政策。没有其他国家承认海地，当年西半球最繁荣的经济体之一被世界隔绝了。古巴的奴隶主们很快便利用了海地的崩坏，将剥削中心迁移到了新的地方。古巴成为加勒比海地区最大的食糖生产国。1791—1821 年，古巴进口的奴隶数量翻了两番。
1825 年，法国派出舰队报复。反抗是徒劳的，海地领导人们别无选择，只能签署屈辱的降书，送往法国，换取法国对海地这个国家的承认。两国签订条约，海地被迫向法国和前奴隶主支付赔偿金及以复利计算的利息；在现代，国债可以替代鞭笞。最初的赔偿金是通过贷款支付的，利息高昂。债主是一家法国银行，法国政府授予它向海地收债的垄断权。这笔在军力的淫威下不得不支付的赔偿金，海地一直偿还到 1947 年。
布干维尔岛叛民
2003 年，海地政府进行了估算，认为该国在一个世纪多的时间里至少损失了 210 亿美元本可用于重建国家的资金。直到今天，法国仍然拒绝讨论这笔款项的归还事宜。为什么要归还呢？英国人有没有赔偿中国两次鸦片战争所造成的损毁？比利时人有没有向刚果赔偿他们留下的可怕伤疤？
中国、海地和布干维尔岛这三个案例揭示了贸易和全球化的一个规律。全球化要求原材料全球开采，劳动力广泛分布，资本自由流动。它还需要开放的世界市场，以便将这些市场出产的原材料和商品售卖给尽可能多的人。供求关系是所有这些故事背后的引擎。在这三个案例中，开采、种植或销售某种有人需要的物质的机会导致了对人权、当地社群或国家主权的无视，因为在一段时间内，这样做有利可图。企业们利用国家暴力和压迫来实现这些目标，招募政客为他们的利润保驾护航。
在海地奴隶起义爆发前，奴隶制已经在那里实行了几个世纪。鸦片战争对中国的压迫持续了一个世纪。利奥波德和他的代理人在刚果的残暴引发了以 20 世纪最著名的政治和文学人物为首的国际抗议，于是这个罪恶滔天的项目戛然而止。布干维尔岛的抵抗则在矛盾产生几十年后爆发了。
中国直到最近都是世界上最大的废品回收商，接收来自各个工业化国家的巨量废塑料、废纸和废金属。鉴于这些废品造成了严重的环境问题，中国政府在 2018 年中止进口废塑料。废品收集企业转而试图把废品倾倒至东南亚国家。然而，就在同一年，马来西亚、越南和泰国均通过法律，禁止把本国当作全球北方国家废弃物的堆场。马来西亚环境部部长宣布，马来西亚不做世界的垃圾桶。菲律宾总统更不客气，他威胁说要把加拿大输送过来的 1500 吨垃圾倒进加拿大领海。
剥削中心的寿命在缩短。全球意识和地方赋权意味着这些剥削中心不可能存在很久。于是，它们必须一次又一次地迅速迁移新址。创造剥削中心的企业和国家机构拼命地寻找下一个避难所，希望那里的人要么还没觉醒，要么就是力量薄弱，不足以抵制他们带来的损害。
5、第 4 章 最后的大象之地
斯里兰卡大象是亚洲象中体型最大的一个亚种，学名锡兰象，从地面到其肩部的高度可达 3.45 米，体重可达 6 吨。不到 10%的雄象有象牙，这或许不是偶然，也并非正常进化。科学界的假设是，自然选择对长牙的公象不利
在英国对旧称锡兰的岛国斯里兰卡进行殖民统治时期，人们为了获取象牙或炫耀，大肆捕杀大象，大象栖居地萎缩，长牙动物被出口到其他国家。
英国猎人的嗜血成性已成传奇，这个岛国最出名的维多利亚时代的猎象人是塞缪尔·贝克（Samuel Baker）。他同亨利·莫顿·斯坦利（Henry Morton Stanley）和查尔斯·戈登（Charles Gardon，“喀土穆的戈登”）等探险家是好友。他写了一本名叫《锡兰的步枪和猎狗》（The Rifle and the Hound in Ceylon）的书，读起来很乏味，充斥着他对杀戮自鸣得意的热衷
他书里有一段令人反感不已的描写。他杀死了一头尚在哺乳期的母象，它的乳房胀鼓鼓的，而他竟然直接吮吸它的乳头。“当地人面露不忍。”
贝克这样的人绝对不止一个。帝国把杀死 1000 头大象的英国军官当作传奇来颂扬。斯里兰卡摆脱殖民统治后，大型猎物狩猎狂欢结束了，但快速的经济发展破坏了许多大象的自然栖息地。泰米尔人和政府之间的恐怖内战也导致人和动物伤亡惨重。根据世界自然基金会的数据，从 20 世纪初到现在，斯里兰卡的大象数量减少了将近 65%。
这个岛国的民族身份认同非常复杂，但大家都以大象为豪。大象经常进入公众讨论。报纸的头版头条要求政府对一个偏远的自然保护区里仅存的两头大象的困境做出回应。官方规定，猎杀大象当战利品的人将被处以死刑（虽然该国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就没有对刑事罪犯执行过死刑）。这个岛国最受欢迎的旅游目的地之一是坐落于品纳维拉（Pinnawala）的大象“孤儿院”。
“大象们在学习，”他告诉我，“如果我们建起围栅，就算围栅里面什么也没有，大象也会来冲击它，因为它们以为里面有吃的。它们在适应新生事物。”大象们不但明白围栅意味着食物，还形成了对付围栅的战术。起初，年轻公象会撞击附近的一棵树，让它正好倒在围栅上。后来，埃克纳亚克告诉我，农民们把围栅附近的树通通连根拔掉了。现在，大象们会把其他地方的树卷过来，砸在围栅上。
全球化带来的最大威胁是消费主义和工业化生产对地球的生态系统的破坏性影响。简单来说，对当前的国际秩序最有力的反对观点是，它是不可持续的。如果不改变，动物和人类都无法生存下去。
世界上 90%的猎豹消失于 20 世纪。这个数字比非洲象的数据还要糟糕一点。1930 年，世界上有 1000 万头非洲象，但今天只余下 41 500 头。2009—2011 年，单在莫桑比克一个国家就有 7000 头大象被象牙猎人猎杀。北美洲的鸟类数目比 1970 年少了 30 亿只，相当于减少了 30%。2017 年有一项发表于德国的经过潜心研究得到的开拓性发现，德国自然保护区内的昆虫数量在最近几十年内缩水了 75%。此项研究在自然保护区内展开，而自然保护区理论上受环境破坏的影响相对极小。
我去了一个专门照料在海滩搁浅的非洲企鹅的机构，观看兢兢业业的工作人员强行给企鹅喂食。负责喂食项目的索拉尼·拉沃告诉我，对圈养的企鹅只能强行喂食，别无他法。企鹅们本能地只吃自己捕来的游水活鱼。“它们绝不会主动去碰一条一动不动的鱼。有的企鹅厌恶被喂食，它们厌恶站到这张桌子上来。”他逐一捉住它们的喉部，强迫它们张开尖尖的嘴，把鱼塞进它们的食道。这个濒危物种面临的主要问题，除了沿海栖息地和筑巢地的丧失，就是在过度捕捞的海水里找不到食物。
南非，胡德斯普瑞特（Hoedspruit）
犀牛是这里的重头戏。更准确地说是在黑市上，尤其是在亚洲的黑市上，犀牛角的价格是重头戏。在越南和中国等地，犀牛角能卖出每千克 5 万美元到 10 万美元的天价，因为那里的人认为这些庞大的奇蹄目动物的角具有药用奇效。（这个说法没有科学依据——牛角几乎完全是由角蛋白组成的，跟毛发和指甲里的蛋白属于同一个类型）。
游猎场不得不动用触敏电子围栅、直升机、准军事化武装的组织、联网的摄像头和传感器、滑翔机、情报侦察小组、生活在丛林里的追踪员，以及林林总总其他威慑手段。但是没有用，因为对犀牛角的需求一路上涨，而且赤贫人群居住的棚户区就在围栅外面。南非的月均工资为 1400 美元（2018 年第四季度的数据），但问题出在高失业率上——适龄劳动力中有四分之一的人找不到工作。
多年来，特兰勒一直是一支专门拯救受虐待的动物，尤其是受虐待的野生动物的快速响应小组的成员。“亚洲经济正在飞速增长，”她告诉我，“那里的人口数量激增，经济在发展，所以可支配收入也在上涨。他们（亚洲一些国家的中上层阶级）现在有钱购买犀牛角和虎骨酒等奢侈品。”虎骨酒由虎骨泡酒发酵而成，在远东有大量的需求，因为据说它能止痛强身，还能益智壮阳。
最后一头雄性北方白犀牛死于 2018 年。同年，南非有 769 头不同种类的犀牛被偷猎者锯掉牛角。2017 年则有 1000 多头。这些数字让人怀疑以后非洲是否还会有野生犀牛存活。操纵偷猎行动的都是犯罪集团，有的来自亚洲。他们把自己的人派进保护区偷猎，并给他们配备智能手机，以便记录犀牛角的获取地点，好展示给亚洲的潜在买家看。
6、第 5 章 “我们不愿意死”
Noah S. Diffenbaugh and Marshall Burke, “Global Warming Has Increased Global Economic Inequality,”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116, no. 20 (2019): 9808—13.
在 1961—2010 年，全球变暖使得最贫穷的国家的人均财富减少了高达 40%。此外，温室气体排放量最大的国家的人均 GDP 上升了 13%。
印度、尼日利亚、苏丹、印度尼西亚和巴西等国的人均 GDP 由于气候变化跌了几十个百分点。与之形成对比的是，挪威和加拿大的人均 GDP 大大受益于全球变暖。
气候危机将有可能逆转一直被视为深受全球化惠益的减贫进程，世界将会退回之前各自为政的状态，分裂程度甚至会更胜以往。北欧人利用变温和的气候建起了葡萄园，丹麦管辖下的格陵兰岛期盼采矿难度降低，英国因为国民不需要像以前那样斥巨资取暖或者去暖和的地方度假而省了钱。与此同时，全球南方国家却深陷困境。
马尔代夫群岛，2018 年
当我潜完水回到岸上后，阿兹告诉我们，该岛周围 80%的珊瑚礁都死了。由于全球变暖，海水的温度升高了。因为从大气中吸收了越来越多的二氧化碳，海水的酸度也上升了。这是珊瑚礁白化和死亡的两大主要肇因。珊瑚是群体生物，对这样的变化特别敏感，而且状态恶化和死亡的速度特别快。珊瑚礁只覆盖了约 10%的海底，却养活了全球四分之一左右的海洋生物。世界上最大的堡礁是澳大利亚的大堡礁，那里已有一半的珊瑚礁死亡；世界上有一半的珊瑚礁都毁于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
想起了以前读过的一个马尔代夫的传奇。巨大的铜墙矗立在大海的尽头，挡住了滔滔洪流。每天晚上，魔鬼们便会伸出粗糙的舌头舔这些墙壁。第二天早上，墙壁已经被它们舔得只剩薄薄一层了，即将坍塌。被铜墙挡住的海水眼看就要漫上海岛，淹没所有居民。但是，因为岛上穆斯林教徒的晨礼，海岛免遭没顶之灾。就在信徒们站直身体、双手举到面前，念“古努台”祈祷之时，铜墙恢复了原先的厚度并得以维持到夜幕降临，届时魔鬼们又会开始舔舐。
7、第 6 章 反抗前兆
道德情感
教皇方济各（Francis）曾把世人对叙利亚内战的态度称为“冷漠全球化”。对他人漠不关心，对跟自己不一样的人或外国人遭受的不公视而不见，这种态度历来就有。在过去，持这些态度的人可以辩称自己不知情。但现在，不知情这个借口已经站不住脚了。
个人圣战的诞生
贾马特-乌德-达瓦的创始人之一是阿卜杜拉·优素福·阿扎姆（Abdullah Yusuf Azzam），他又被称为“全球圣战之父”。阿扎姆是基地组织的创始人之一，奥萨马·本·拉登就是他亲自招募的。若论对国际社会的影响，或许没有哪一个激进原教旨主义者比得上他，但西方对他的报道太少了。
电子游戏和恐怖活动
模糊国家和人民之间的边界，寻求一个全人类普遍适用的解决方案，以及超国家意识形态，所有这些都是当前世界秩序和激进的伊斯兰教的共同特点。当代宗教学者托马尔·珀西科（Tomer Persico）写道，两个愿景之间的巨大差别在于，原教旨主义者摈弃了自由主义的普遍主义的最基本要素——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普遍主义世界尊重个体，赋予个人自主权、自由和平等。这个世界接受他者。原教旨主义全球化奉行一成不变的宗法等级制度。它对施暴者来说效率很高。
原教旨主义：全球化的头号敌人
原教旨主义的一个很大的优势在于，它决意按照末日大灾变的思维来打造世界。阿卜杜拉·优素福·阿扎姆说：“如果准备被视为恐怖主义——那我们就是恐怖主义者。如果捍卫我们的尊严被人视为极端——那我们是极端主义者。如果对我们的敌人进行圣战……是原教旨主义——那我们是原教旨主义者。”
“原教旨主义”一词是美国长老会教徒在 20 世纪初杜撰的新词，用于指称令他们自豪的反达尔文学说、反对对《圣经》文本进行批判研究、反对其他现代理念的立场。他们罗列了“真正的”基督徒应当遵守的一系列“原教旨”，从此自称“原教旨主义者”。
8、第 7 章 跟民族主义者交谈
2007—2008 年，世界金融体系陷入危机，格里芬马上意识到这是极右势力的机会。他立刻积极地宣传反移民议程，箭头更是瞄准了欧盟。在英国，不但极端主义者厌恶欧盟，许多左翼和主流右翼人士也讨厌它。
格里芬的原教旨主义要求回归一个想象中的原始、纯洁的英国。根据他的末日预言，只有重建世界，将宗教和族群放在首位才能避免内战。格里芬倡议将学龄儿童按宗教和族群加以区分。他辩称，英国的犹太儿童不应该同英国基督教儿童或英国印度裔儿童一起学习。“孩子们为此吃的苦头比谁都大，”他坚持这样认为，“我们原则上反对多元文化主义和多元文化融合。我们相信人类多样性是件好事。你之所以具有独特的身份，不是因为你是世界公民，而是因为你来自一个特定的地方、一个特定的文化，来自你的民族。”
2001 年“9·11”事件后，这个国家又发生了足足 85 起致命恐怖袭击。右翼极端主义个人和团体对其中 73%的事件负责，而伊斯兰主义者制造的袭击则占 27%。这两个团体几乎一样致命。右翼极端主义者杀害了 106 人，而穆斯林极端主义者杀害了 119 人。值得一提的是，激进的伊斯兰教受害者中有 41%的人在同一个事件中遇难，那就是佛罗里达州奥兰多夜总会枪击案。
美国历史上遇害人数最多的恐怖袭击事件当然是“9·11”事件。但在基地组织大开杀戮前，死亡人数最多的恐怖袭击事件是蒂莫西·麦克维于 1995 年在俄克拉何马城制造的联邦大楼爆炸案，有 168 人罹难。
巴黎，2010 年
民族主义总是聚焦于外部；政治不是深入探讨政府该发挥什么作用，应该把权力用在什么地方。政治是要揪出藏在暗处的敌人。
跟民族主义者打交道时，人们常会有误解——以为他们只关心他们的民族国家。但事实上，他们想要修正或者破坏基本的国际规范，例如，要求各国向难民提供庇护的国际条约和规管国际金融机构和自由贸易的协议。勒庞称这些规范为“全球主义的无声独裁”。民族主义者的目标是本土性的，但他们的计划是全球性的。
民族主义极端分子抨击全球化，因为他们看到了普世身份认同的崛起，并且认识到如果他们想继续存在，就必须摧毁那个身份认同的基础，即全球化本身。他
自称民族主义者的唐纳德·特朗普对全球主义者下过这么一个定义：“一个人要全世界好……却没那么关心我们的国家好不好。”
这种错误的二分法在向人们暗示，世界公民和爱国者身份不可兼得。它是当代极端民族主义言论的基石。
左翼也忽视了其有关物质财富的重要性的核心理念。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国际秩序有一个关键假设，那就是人民要先过上好生活，才能做好人。
跟我交流过的极端民族主义者对经济没有多少兴趣，对贸易政策更是兴致缺缺。在他们看来，这只是一场猜词游戏。民族主义者热衷于利用人们对经济的抱怨，但他们唯一有热情的地方在于缅怀过去的民族主义社群，将其神圣化，以及摒弃那些不属于他们想象中的纯洁的初始社群的人。
自由主义主流醒悟得比较晚。它还在坚持早已过时的话语——它试图纯粹通过经济这面三棱镜来理解民族主义，鼓吹收入再分配。然而，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经济危机和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崛起之间的联系没有事实根据。
诺姆·吉德龙（Noam Gidron）和乔纳森·米吉斯（Jonathan Mijs）对荷兰的政治生活进行了很有意思的长期研究。他们发现，那些在上一次经济危机中个人经济地位下降的人没有转向极端右翼。事实上，他们的态度稍稍往极端左翼偏了一点。此外，他们也没有表现出更强烈的本土主义态度。
民族主义就像一种自身免疫性疾病。当国家这个身体因为社会经济问题抵抗力变弱时，它会在民主政体内部爆发。然而，即使身体康复了，疾病也不一定消除。在过去十年里，它是这么运作的：首先，严重的经济危机或安全危机爆发，民族主义言论进入政治话语。其次，极端民族主义疾病继续蔓延，不再需要潜在危机的协助。例如，2016 年以来，移民和难民拥入匈牙利的速度大大放缓，但该国的民族主义者，总理欧尔班·维克托（Orbán Viktor）还在责骂他们。这个外来的威胁为他和他的政党赢得了更多选票。
民粹主义民族主义吸引人的地方不在于它的经济议程，而在于它向外传递的信息强调身份认同，反对移民，以及宣扬恢复个人安全的沙文主义做法。20 世纪法国小说家（也是战争英雄）罗曼·加里（Romain Gary）的说法更为言简意赅：“爱国主义是爱你自己的人民，民族主义是恨其他人。”
9、第 8 章 纳粹复活
种族主义原教旨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促成了纳粹和白人至上主义的死灰复燃。如今，他们导致的大规模暴力事件达到“二战”结束以来的最高潮。2011 年，安德斯·贝林·布雷维克在挪威杀害 77 人，成为其他极右恐怖主义者效仿的原型。他们囤积武器，收集情报，训练人员，还在袭击过程中拍照或在互联网上直播。他们同伊斯兰恐怖主义者一样留下电子遗嘱，动员更多袭击者效仿。这个模式确实不乏追随者。例如，2019 年 3 月，布伦顿·塔兰特袭击了新西兰的两座清真寺，杀害 51 人。又如，同年 4 月，约翰·T.欧内斯特枪击了圣地亚哥的一座犹太会堂，导致 1 人死亡。2018 年，罗伯特·鲍尔斯向匹兹堡的一个名叫“生命之树”的犹太会堂的会众扫射，造成了美国历史上死亡人数最多的反犹仇恨犯罪
2017 年夏季，在臭名昭著的弗吉尼亚州夏洛茨维尔“团结右翼”集会上，白人至上主义者手持火炬，边游行边高喊：“犹太人不会替代我们！”其中一名新纳粹分子用汽车将 32 岁的示威游行反对者希瑟·海尔撞击致死。
将这些群体和他们的线上平台联结在一起的有毒性的意识形态，混合了阴谋论和种族主义极端民族主义，是超民族主义的。在每一个爆发此类运动的国家里，白人为可能失去多数派地位感到焦虑，害怕少数族裔“掌握一切”，“扭曲自然秩序”。许多杀手都宣扬过这样的看法。
在《一个国家的诞生》等为现代三 K 党的复兴推波助澜的电影的影响下，这种恐惧已经发展成为完整的意识形态。臭名昭著的白人至上主义者洛斯罗普·斯托达德（Lothrop Stoddard）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他在 1920 年出版了《有色人种与白人至上世界对立的上升趋势》（The Rising Tide of Color against White World Supremacy）一书。今天的极端主义者则把“大替代”和“白人种族灭绝”挂在嘴边。这是眼下风靡网络世界的两大阴谋论，但其实不过是把以前那些声称记录了对“白人种族”的威胁的虚构故事翻了下新。犹太人在所有阴谋论里都占据特殊地位。
前东德，2014 年
2016 年末，我人在美国，想采访一位三 K 党首领。一个自称帝国巫师的人给我回复，回复的内容并没有让我特别吃惊：“我们倒是挺想让你来我们的集会。像你们的人当年对待耶稣那样把你钉在十字架上。然后在你屁股下面放火，看耶稣的光芒照在我们的脸上。”我决定还是不去了。
穆斯林人口只占欧洲总人口的 5%~6%。法国的穆斯林社区在欧洲所有国家里规模最大，而穆斯林人口占法国总人口的 7.5%~10%。即便所有这些穆斯林都想改变欧洲的特性——这个说法非常值得商榷——他们也没有政治力量来实现这一点。没有哪个欧洲大国的议会里有穆斯林政党代表。世俗的法国不容许宗教狂热，长期排斥多元文化主义的德国当然也不容许。欧洲的穆斯林少数族裔人口已经有所增加。据预测，到 2050 年，穆斯林人口将占欧洲人口的 10%；如果欧洲大陆允许大规模移民（目前不允许），那么穆斯林人口占比将上升至 14%。
施罗德对千年帝国的缅怀属于原教旨主义的一种。确实，“原教旨主义”一般指宗教，而纳粹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宗教。宗教社会学家詹姆斯·D.亨特（James D.Hunter）解释说：“所有原教旨主义教派都有一种深刻的忧虑，历史出错了。而让历史出错的原因在于以各种不同面貌出现的现代性。
西西弗式的原教旨主义者
本章和前面几章里出现的原教旨主义者是反抗全球化的鼓吹者。传统意义上，原教旨主义者指宗教极端分子，但本书拓展了这个概念。新老纳粹分子均受益于原教旨主义的最大的优势之一——一致性。在这个瞬息万变的世界里，全球化危及就业和传统价值观，原教旨主义者通过身份认同找到人生意义。穆斯林兄弟会把伊斯兰教鼓吹成解决方案。纳粹分子说幸福感来自种族纯洁性。极端民族主义者高喊，英国是英国人的，法国是法国人的，美国是美国人的。原教旨主义因为同周边的世界不一致而自豪。它坚持回归初始状态，无论这个初始状态是真实的还是想象出来的。
把原教旨主义框定为困厄的产物又是一个典型错误。原教旨主义理论家往往不是无知的产物，而是对现代主义有感而发，他们甚至称得上是深思熟虑。正是因为他们熟悉全球化世界，所以他们才想远离它，修正它，或者毁灭它。
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宣布自己“无宗教信仰”的美国人，人数翻了一番还不止，目前占美国人口的 23%还要多一点——超过任何有其他信仰的人群。
原教旨主义者和西西弗一样，用力将石头推上山顶，但石头到了山顶无法停留。他们想象中的那个世界——从宗教或种族角度来看无限荣光的世界——永远不会存在。它的纯洁性将不断地遭到复杂的全球现实杂质的玷污，最终坍塌。不过，即便这段历程走不到底，历程本身就改变了世界。
10、第 9 章 中产阶级的反抗
美联储的利率在 2000 年几乎一直稳定在 6%以上，但 2002 年初猛降至 2%以下。这可不是人工呼吸，这是电击心脏复苏。政界和经济界精英向公众传递的信息再清楚不过了：冒险吧。跳下悬崖，你有降落伞，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乔治·W.布什从 2001 年开始大刀阔斧地减税，再加上美联储降息，美国经济如同服用了兴奋剂。
伦敦，2008 年秋
美国人当时普遍不明白，而且大多数美国人可能至今都还不明白，这场危机对世界眼中的美国的影响有多么深刻。美国人觉得次贷危机归根结底是一个本土性问题，症结在于美国的金融体系。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人则觉得，美国主导下的全球秩序把美国问题输入到了国际血液循环内。正因为如此，美国以外的人民更强烈地感受到，他们所在的社群被武断专制的外部力量玩弄于股掌之间。
欧洲兴奋剂
1977 年 4 月，英国财政大臣的首席经济顾问唐纳德·麦克杜格尔（Donald MacDougall）提交了一份报告，声称经济同盟需要各国统一预算政策。在他看来，单一货币无法存续，除非欧洲北方国家向贫穷的南方国家进行大规模资本转移。
20 世纪 90 年代初，德国总理赫尔穆特·科尔（Helmut Kohl）坚称，没有政治同盟就不可能实现货币同盟。
幸运签饼全球化
欧洲领导人们相信，欧洲南方国家和北方国家之间的差距可以通过共同货币来消除。这是一种“装得久了就变真了”的想法。而所谓的“变真”就是创造出一个强大的超国家欧洲当局，与此同时，成员国又享有可观的自主权。
结果，欧洲形成了货币联盟，但各国没有共同的财政责任。欧洲讲求团结，但与此同时又强化国家身份认同。如果有什么听起来像个悖论，看起来像个悖论，表现得也像，那显然就是欧盟了。欧洲想团结，于是就把头埋进了沙子里，希冀自己所冒的风险会消失。
11、第 10 章 开法拉利的无政府主义者
希腊狂想曲
自 1980 年到经济危机爆发，希腊一共从欧盟那里获得了价值 2000 亿欧元（2120 亿美元）左右的援助和补助。希腊各地，特别是靠近交通要道的地方，都看得到欧盟资助项目的蓝色标识。希腊人历年来声称，大多数来自欧盟的资金，例如基础设施建设补助，都流入了参加项目招标的欧洲企业的腰包，继而流出希腊。这样说来，欧盟对希腊提供的资金实际上是欧盟的财政扩张，而且富裕的北方国家获利颇丰。
欧盟成员国的标签给希腊笼罩上一层发展的光环，但希腊经济的严重结构性问题并未解决。例如，它的劳动力市场僵化，劳动者每年享受一个月的假期，还有相当于一个月，有时是相当于两个月工资的奖金；企业解雇员工非常困难。在某些情况下，有孩子的女性 50 岁就可以领取养老金。公共部门人浮于事，税收低下。2010 年，《纽约时报》报道说，在希腊这个拥有 1100 万人口的国家，只有几千名公民申报自己的年收入超过了 132 000 美元。而真实数字至少有几十万人。大雅典地区只有 324 名房主申报自家有游泳池，而危机爆发后，希腊税务当局委托航拍的照片显示，真实数字是 16 974，比申报数字高出 50 倍还多。
2008 年大危机爆发后，庞氏骗局崩溃。希腊的赤字大白于天下，原来几近该国 GDP 的 15%。希腊政府无法从市场上借到新债为已有债务融资，也还不起飞速上涨的利息款；希腊政府面临破产。私营企业很快陷入相同的困境。依照经典的解决方案，希腊应当货币贬值，预算收紧。货币贬值使得在名义上的工资不变的情况下降低了实际工资，减少了生产成本，鼓励出口。不在欧元区内的爱尔兰曾经在 2008 年和 2011 年两度采用这个方案，让经济迅速复苏。但希腊已经采用欧元，所以缺少响应危机的经济工具。
全球化世界中的金融病毒
他们认为，这个骗局还结合了另一个庞氏骗局。柏林和巴黎把钱赐给它们弱小的附庸国，并确保钱能直接回流到柏林和巴黎。从账本上看，这是一笔表达泛欧立场的支出，但事实上它只不过是一种预算扩张，其目的是巩固德法两国的主导地位。2016 年的一项研究表明，只有 5%的救助计划资金真正流入希腊。其余所有资金都流向了私营或公有的金融机构。
右翼相比左翼更占优势——身份认同是右翼信条的基础。右翼中最为极端的派别猛烈抨击移民。他们称之为“穆斯林入侵”。他们还鼓吹犹太人占领希腊的阴谋论。
1940 年，金融业所得仅占美国 GDP 的 3%；到了 21 世纪的头十年，这个比例翻了 4 倍，达到了 1929 年股市大崩盘以前的最高水平，而 1929 年股市大崩盘标志着大萧条的开端。更有甚者，在 21 世纪头十年中期，美国私营部分 40%的利润来自银行、投资公司、私募基金和其他金融行业。与此同时，美国家庭债务在 1999—2008 年名义上翻了一番，从占 GDP 的 67%升至几乎 100%，这主要由于抵押贷款。
从 2010 年开始，美国的失业率猛跌，9 年后跌到了历史最低水平。然而与此同时，每 10 个美国人里就有 4 个无法支付 400 美元的意外应急支出，除非贷款、卖一些东西——或者无能为力。换句话说，美国社会的很大一部分脆弱到令人震惊，甚至是灾难性的；在经济繁荣期，他们无力恢复已经失去的财务安全。民粹主义、极左或极右势力最热切的支持者不是受危机打击最沉重的穷人，而是尚未堕入深渊但正在万分惊恐地俯视深渊的中产阶级。
12、第 11 章 消失的孩子
童身国度
日本有 800 多万空置的房屋，而且数目仍在增加。超过四分之一的人口年龄在 65 岁以上，为世界最高——美国的可比数字是 16%。再过 30 年，预计每 10 个日本公民里就有 4 个年龄在 65 岁以上。据预测，到 2065 年，日本人口将从 2019 年的 1.25 亿猛跌到 8800 万。如果当下的这些趋势持续下去，不到 100 年，日本人口将只剩 5000 万。
1980—1995 年，按购买力计算的人均 GDP 在扣除物价因素后上涨了 60%；而 1995—2010 年这个数字只涨了 10%。这样一来，日本家庭的负担加重了。
男人应该挣到足够的钱，他们的妻子不必“不得不”外出工作，连兼职都不必。事实上，1945 年之后的日本摒弃了女性是劳动大军的正常组成部分这一观念，在现代劳动市场上保持了父权态度。从 20 世纪 50 年代开始，女性就业率就一路下滑。
20 世纪 80、90 年代，日本经济休克后，这个趋势被扭转过来。女性开始加入劳动大军，与此同时还应社会要求继续扮演生养孩子的传统角色。
2007 年，日本厚生劳动省大臣柳泽伯夫在一次执政党大会上发表演讲，叹息日本妇女生的孩子太少。“15 到 50 岁之间的女性数量是固定的，”他宣称，“因为生育机器数量固定，所以我们只能要求她们每个人都尽其所能……虽说把她们叫作生育机器有点不恰当。”柳泽伯夫表达了他所在国家的传统观念——女人应该待在家里，如果出生率低，就是她们的错。
日本男女同工不同酬的差距在世界上名列前茅——例如，日本的薪酬性别差距超过阿塞拜疆。她们的家庭向她们施加了巨大的压力，要求她们待在家里。“日本女性不想让别的女性代为照顾她们的孩子，这是不被接受的。”一位在日本生活多年、在私立儿童保育中心工作的以色列妇女告诉我，“日本有民营和公立的日托中心。但很少有人想到请保姆。这就意味着从孩子出生的那一刻开始，（做母亲）就是一份全职工作。”
怀孕或请产假的女性在工作场所遭到歧视，尤其是女临时工。在日本，这种歧视被称为“孕妇骚扰”。骚扰形式可能包括减薪、降职和口头谩骂。2015 年发表的一项研究显示，产后返岗或怀孕的女临时工有一半报告受到了虐待。在过去，日本的健康保险甚至不保生产，因为生孩子不是病，而是个人选择。单单生孩子这一项就得让家庭自付几千美元的费用。
孩子出生后，许多男性并不参与养育或者承担家务。在德国、美国和瑞典，男性一天花 3 小时左右的时间做这些事情；日本男人只花 1.5 小时。平均而言，日本男性一天只陪伴孩子 1 小时。大约三分之一的已婚美国男性下午 5 点就下班回家，人数超过任何其他时间段。社会学家暨日本专家玛丽·布林顿（Mary Brinton）提到，她在哈佛大学的一位日本同事看到有关美国男性的这些数据时不敢相信它们是真的。布林顿说：“她在计算的时候还以为数据分析有误，她说已婚美国男性不可能 5 点就下班！”
她告诉我，“出生率对谁重要。因为归根结底，要不要孩子是个人抉择。答案是，政府、雇主和其他希望日本经济增长的群体看重出生率。我属于另外一群人，我们问的是，人口变少有问题吗？”
13、第 12 章 “人类是泰坦尼克号”
我们聊起了她的工作。“怀孕前，我从早上 8 点工作到午夜 12 点。”她告诉我。她总是赶最后一班地铁回家。“我会睡上 4~5 个小时。”她回忆说。然后她 6 点起床，出门上班。阿西说她那时一个星期工作 70~100 个小时。
我惊呆了。
“这是一种武士道精神，”明爱说，“你不要抱怨。”
明爱说，当她向同事透露自己怀孕的消息后，“大家都祝贺我，但也有些人认为我等于放弃了职业。因为有宝宝了，上班的时间就少了，所以我不能像以前那样做到一个星期工作 70 个小时了，对吧”？此外还有别的问题。明爱解释说：“在日本，理想的母亲是家庭主妇。所以如果你请保姆什么的来帮忙，他们会觉得你是个懒妈妈。大家要求你做到完美，当超级妈妈。你想上班？所有家务你得包办，班要上好，孩子也要照顾好。”
欧洲早已进入名副其实的危机。西班牙的出生率比日本还低，再加上经济危机和移民出境，导致这个国家的人口在 2012—2018 年收缩。葡萄牙人口从 2010 年开始就逐渐减少，预计到 2050 年将减少 10%。与此同时，全球的城镇化都加速了。于是，社会在孩子减少的同时还经历着其他改变。例如，在西班牙的加利西亚自治区，因为人口稳步收缩，居民纷纷外流到大城市，约有 1800 座村镇无人居住。西班牙则全国有 3500 座荒废的村镇。引人注目的是，在 2017 年，意大利、德国、法国和英国的领导人都没有孩子。
2000—2016 年，平均预期寿命增加了 5 年半。欧洲社会学家们议论纷纷，觉得欧洲大陆将来会被老人统治。2018 年，欧洲人的年龄中位值已经达到 42 岁。国际清算银行 2019 年发表的一份报告认为，“未来的政治鸿沟将横亘于力图保护自身社会安全网的老年人和力图保护自己税后实际收入的工作年龄人口之间”。
陷入危机的哺乳动物社会
到 2030 年，德国的劳动力总数将减少 500 万。到 2060 年，德国的劳动力总数将减少到现在的四分之三。德国贝塔斯曼基金会的一项研究表明，为了弥补老龄化和出生率下跌造成的缺口，德国每年将需要 50 万移民入境。
2018 年，极右的意大利北方联盟党领袖马泰奥·萨尔维尼（Matteo Salvini）问道：“我们是不是面临灭绝的国家？很不幸，是的。”民主体制内的中间派政党在生育这个议题上噤若寒蝉，为民族主义者留下了真空，而后者从生育危机中获益颇多。因为富裕国家的出生率下滑，它们需要移民来维持增长；移民数量的上升又让选民害怕，感知到了威胁，于是他们转而支持民族主义-排外政党。
女孩开始上小学后，即接受 6 年教育后，生育率下降了 40%~80%。尼日利亚的一项研究发现，女孩每多上一年学，她们将来平均生育的子女数量就会减少 0.26 个。
发表于 2017 年的一项由希伯来大学与纽约的西奈山医院合作完成的荟萃分析显示，1973—2011 年，西方国家男性精子数减少了一半左右。这项研究以过去 40 年间发表的 186 篇经同行评议过的论文为基础。它还表明人类精子的退化在加速。非洲和亚洲的数据目前还不够多，但近年来发表的一系列研究指出了类似倾向。
使女的故事
执行计划生育政策的 40 年间，出生率急降。到了 2016 年，因为出生率下降幅度太大，独生子女政策被取消。1970 年，中国妇女平均生育 5.7 个孩子。今天，这个数字是 1.6—1.7。2020 年，该国的新生儿数字创下了 1961 年以来的新低，虽然人口总量相比 1961 年增加了约 6.8 亿。因为出生率下降，中国现在遭遇了“人口黑洞”，而这对劳动大军和经济增长的影响令人生畏。
事实上，出生率收缩究竟是否由政策和政府制裁引起，目前还不清楚。把中国社会同出生率相似的其他社会相比后就会发现，两者同期出生率下滑的趋势相似。其他生育率和出生率模型显示，“在没有实行独生子女政策的其他国家，出生率同样在降低，而且低至中国预测的水平以下”。
14、第 13 章 出走的面孔
新型战争
在全球化创造的世界里，冲突无法被限制在主权或地理边界内。一般而言，当代没有哪场战争是“无菌的”，不受外界干预的。全球互联互通的动态把区域对抗变成黑洞，黑洞巨大的吸力吞噬了更多元素。一场叙利亚内部斗争演化成了区域冲突，区域冲突又把多个全球行为体牵扯进来。当年那个可以有国家内部界限分明、相对受控的冲突的世界已然死亡。
首先，巴沙尔·阿萨德（Bashar al-Assad）总统命令军队强制征召叙利亚男青年入伍，包括由政府指挥的特殊宗教团伙实施的绑架。接着，阿萨德政权将义务兵役的时间延长到等同于终身服役。许多叙利亚难民称，他们之所以逃离叙利亚，就是为了逃脱强制兵役。该国的另一个新法令规定，被征召入伍者可以支付几百美元的罚款，延迟入伍。支付了这笔罚款的男人可以领到护照，这个文件在叙利亚这样的独裁制度下可不好拿。然而，到了 2015 年，阿萨德政权突然加快并放松了申领护照的流程。甚至已经非法离境的叙利亚人也能领到。
叙利亚男青年面临一个严酷的抉择——他们要么留在叙利亚，冒生命危险或被征召进入一个遭人唾弃的独裁者的军队，要么交钱延迟兵役，领到叙利亚护照，在相对安全的情况下离开叙利亚。或许阿萨德希望反对他的人离开，或许他还想对欧洲施加压力。许多难民声称，这次大规模移民出境属于种族清洗，其意图是清空叙利亚心脏地带的逊尼派人口。这一措施的目标是进行一次有利于阿萨德的拥护者的深刻的人口变化。2016 年，北约驻欧洲盟军最高指挥官暨美国欧洲司令部司令菲利普·布里德洛夫（Philip Breedlove）将军在一个国会委员会前作证，内容很重要却并未引起足够的关注。他认为，阿萨德政权驱离人口不但是为了其战事需要，也是为了在欧洲造成严重的政治破坏。“俄罗斯和阿萨德政权联手，正蓄意把移民转化为武器，”他宣称，“其目的是压垮欧洲的结构，瓦解欧洲的决心。”布里德洛夫援引该政权在莫斯科的支持下对叙利亚平民进行轰炸的事实为例。他说这种轰炸“几乎没有军事效用。其设计意图是让人们上路离开，让别人伤脑筋去。让他们上路，让欧洲伤脑筋去，动摇欧洲”。
难民危机给较不发达国家造成的冲击最大。土耳其接收的难民比整个欧盟接收的难民总数多一倍还不止。有一天，我和摄制组继续拍摄一船又一船的难民前往科斯岛。到了中午，我们收工，去海滩上的一家饭店吃午饭，这里距离土耳其海岸线最近的点有五英里远。隔壁一桌坐着一位中年土耳其女性，她的手提包是个名牌包。我们问她，移民危机对她们那边有什么影响。“我来自博德鲁姆，”她说，“大约 2 个月前，一大家子叙利亚人住进了我的后院，搭起一个帐篷。”
“你怎么办？”
“我打电话报警，要警察赶走他们。”她回答。警官听了她的投诉细节之后答复说：“呃，他们是我们爱戴的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总统本人的客人。”她挂断电话重新报警，希望能同一个不会敷衍她的警官对话。接电话的是另一位警官。她再次投诉院子里的不速之客，对方答得很顺溜。“那些人吗？他们是埃尔多安总统的客人。没人告诉过你吗？”
我问她后来她又干了什么。
“我啥都没干，我懂了，这是政策。”这位土耳其妇女耸耸肩。
15、第 14 章 一个实验和它的代价
全球公民身份
18 个国家的居民被问及他们对“我认为自己先是世界公民，再是本国公民”这句话的看法。2016 年，47%的英国受访对象同意或者强烈同意这个革命性的理念。54%的加拿大受访对象、59%的西班牙受访对象和 43%的美国受访对象也有同感。
虽然发展中国家的赤贫率极高，常常有边境冲突，但这些国家的受访对象最为赞同这句话。73%的尼日利亚受访对象、67%的印度受访对象和 70%的秘鲁受访对象认为自己是世界公民。
受 BBC 委托进行民调的民意调查公司“全球扫描（Globescan）”从 2001 年开始就一直负责这项民调，但只有最近一次民调结果才首次显示出自称世界公民的人数同认为自己首先是本国公民的人数持平。自称世界公民的人数的增量主要来自发展中世界，他们对全球化很热心——例如，尼日利亚人、中国人和巴西人就在积极推动全球公民身份的理念。与此相反，在 7 个接受调查的欧洲国家里，认为一个人可以自视为世界公民的比例逐年下降。截至 2017 年，只有 30%的德国人选择了普世主义立场，相较于 2009 年降低了 13%。在政府手段日益高压的民族主义的俄罗斯，只有 24%的人认为自己是世界公民。
我们正在目击一场遗弃行动。欧洲人和美国人把极端民族主义和普世主义等现代理念介绍给全世界。随着非白人世界、中国和全球南方国家登上全球化这艘船，发达国家的人却跳船而去。这不免让人怀疑他们从前对全球化的支持其实是一种维持全球北方国家对南方国家的统治的手段。看到全球化变成真正的全球化了，他们就开始退出。当事实表明全球化在解放世界上的他者，这些汗流浃背爬出四等舱的人要求掌舵时，成群的人宁可乘坐救生艇离开。
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历史上最成功的移民国家美国接收的难民数量越来越少，特朗普担任总统后接收的人数更是少之又少。2019 年 10 月，美国接收的难民人数为零，这是有记录以来的第一次。对共和党众议员史蒂夫·金（Steve King）等人来说，这是一个值得庆贺的时刻。金在 2017 年宣称：“我们无法用别人的婴儿来修复我们的文明。”
16、第 15 章 血河
在海滨大道上我遇到了笑容灿烂、戴着方框眼镜的里亚德·比兰姆。他和家人来自科巴尼。这个库尔德城市在战争期间先是被伊斯兰国围城，然后大半被其夷为平地。里亚德·比兰姆立刻递给我一张名片，上面写着他是计算机程序员，还有他的联络方式；他特别指出自己有 WhatsApp 和 Viber 账号。虽然他没钱，没护照，也没有永久居所——他和其他多数难民一样在街头的帐篷里栖身——但比兰姆已经做好了工作面试的准备。
2017 年底公布的一项横跨 25 个国家的益普索调查显示，五分之一的受访对象声称移民对他或她所在的国家产生了正面影响，五分之二的受访对象的观点正好相反。大约有一半的受访对象认为他们所在的国家难民太多了。
穷人和移民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一份文件指出，移民的数量和社会总体生活水平的提高直接相关。这种相关性同移民的技能水平无关——高技能和低技能的移民都能提高劳动生产率。根据 2017 年的一项测算，如果美国每年接收 800 万移民，它的经济年增长率将达到令人惊羡的 4%。
工业化国家的一个根本问题是老龄化，因此医疗和老年护理方面的开支比较高，结果产生了严重的保险精算危机。移民们一般比较年轻，而且生育的孩子普遍比当地人多，这样就可以降低整个人口的平均年龄。移民二代，也就是移民后出生的第一代，往往对社会的贡献巨大。
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发达经济体是否从移民身上获益，而在于发达国家的哪一部分人口得益。美国的经济不平等在过去几十年里日渐加剧，所以这个问题非常关键。近年来最为全面的一份有关移民对美国经济影响的报告揭示了最大的受益者是谁：移民本人和富裕阶层。
“血河”
1970 年，有 4.7%的美国居民是在海外出生的。到了 2017 年，这个数字上升到了 13.6%，为 1920 年以来的最高水平。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出生于海外的英国居民的占比翻了一倍都不止。德国的情况也一样——在 30 年的时间里，在外国出生的非公民居民的数量翻了一番。移民增加，西方国家已经有所改变，这样的感觉不是心怀不满的人的错觉。奥巴马还是总统候选人时曾经有过一句名言，称这些心怀不满的人“紧抓枪杆子和宗教不放”。上述国家出生于海外的居民占比增加主要由两个原因造成：一是政治阶层之间达成默契，认为合法移民对经济非常重要，还应该扩大；二是非法移民人数的上升。在美国，非法移民的人数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增加了 3 倍。
阿布丹一家
益普索市场研究公司曾经请法国人口的一个代表性样本估计穆斯林人口占法国人口的比例，答案的平均值为 28%，而实际数字约为 9%。比利时人、加拿大人、澳大利亚人、意大利人、美国人和许多其他国家的人也有类似的错误认知。
针锋相对的两股反抗势力
公投前一个月，有一份报告称，英国创下了移民新纪录，一年就接收了 330 000 名来自欧盟及别处的移民。这个数字一曝光，辩论的主题就不再是反对或支持移民，而是谁能止住这股所谓的“洪流”。留欧派突然改了说辞，辩称在欧盟内部控制移民比较容易，但听起来就像一堆临时拼凑起来的违心之语。
17、第 16 章 帝国的子民发话了
18、第 17 章 “我目前就是在这里遇害的”
拿钱跑路
20 世纪 80 年代，工作岗位的流失主要是生产线自动化造成的。相当多的数据表明，2000—2010 年，美国多数制造业工作岗位的流失是技术造成的——最高可达 87%。换句话说，国际贸易不是近几十年来美国就业岗位流失的主因。真正的主因要从机械手臂和自动化技术的增强说起。怪罪墨西哥或中国比较容易，至少目前还很难妖魔化机器人。
没有哪个社会能真正控制供求力量，除非它愿意变成朝鲜。实际上，即便是那些最富裕的、催生了目前这一轮全球化的国家，也无法逃脱这个事实。
石油公司早在 1977 年就知晓化石燃料会导致气候变化的相关科学研究，比公众早了足足 11 年。石油公司甚至做过复杂的实验，测试各种预测排放温室气体的后果的气候模型。他们利用这种知识来传播不实信息，花费数千万美元跟气候变化方面的科研成果对着干。
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和两位同事在 2017 年进行的一项研究表明，如果看人均实际收入，收入排名后 50%的人口在 2014 年挣的钱跟他们在 1980 年挣的钱一样多——只有 16 000 美元（税前，以 2014 年美元价值计算）。此外，在这 34 年时间里，收入最高的 1%的人口的人均收入翻了三倍还不止，达到 134 万美元。由此产生了一个必然的结果，50%底层人口的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占比下降了一半。
从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到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美国劳动者的平均小时工资一分没涨。可是根据另外一些被认可的测算，平均小时工资是猛跌的。有一项估算称，生产型和非主管型员工的周薪在 1978 年达到高峰，此后再也不曾重返那个水平。
要是决策者和国会议员们不对形势视而不见的话，美国中产阶级不会遭到这样的蹂躏。他们之所以容许这个派对，是因为他们就是派对的主宾。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美国的政治竞选和游说支出上涨了许多倍。一个立法案例研究表明，企业花在游说上的费用可以获得最高达 200 倍的回报。
19、第 18 章 反全球化者
全球化的黑暗之子
政治只是特朗普生命中的一个新篇章。他是一位地产开发商，在世界各地造高尔夫球场，在曼哈顿用中国钢铁建摩天大楼，把公寓卖给俄罗斯人，借助一家德国银行的融资重建他破产的生意。他对推特这个全球化的社交网络很上瘾。上述可不是什么毫无意义的流水账。之所以一个纽约房地产巨头能够利用中国钢铁、德国融资、俄罗斯资金和在海外直接投资发大财，扬名立万，是因为商品、信息和资本流动途中的障碍被稳步移除了。
他父亲弗雷德·特朗普建立的房地产帝国几乎全都在美国境内。唐纳德·特朗普立志打造全球化的帝国。他是全球化的敌人吗？特朗普是终极局内人。
特朗普经常出尔反尔。他以前是民主党人，现在是共和党人。他以前支持女性选择权，现在谩骂堕胎。美国刚入侵伊拉克时，他是鼓吹者，后来变成谴责者。但是有两点他始终如一——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他一直猛烈地抨击美国的贸易政策以及他所谓的美国海外软肋。
“亿万富翁”这个标签对他的形象至关重要（特朗普本人乐于把“数十亿”这个表述插入到任何情境当中去）。但是如今，世上有成千上万的亿万富翁。特朗普在美国亿万富翁界鹤立鸡群的原因在于他把自己塑造成了亿万富翁的原型
一个民族主义者的诞生
这不是一个连贯一致的议程。连续不断的即兴创作是特朗普政府的标志。不管怎样，他的民族主义都站不住脚。一个真正的民族主义者不会漠视甚至欢迎外国势力干预他的国家的选举。一个真正的民族主义者不会贬低他自己国家的战争英雄，不会在电视采访里用“我觉得我们的国家也杀过很多人”来为一个外国领导人的残暴开脱。
并没有多少证据表明特朗普本人是一个法西斯主义者。他没有一个统一协调的计划，推行一个极权主义项目，夷平民主政体的各类制度。特朗普侵蚀美国民主政治的方式，特别是在对他的弹劾案以宣布他无罪告终之后，并无计划性，而是恣意地率性而为。在特朗普的世界里，没有哪一个理念大得过他本人。不过，他的世界还是有一个行进方向的，那就是民族主义。特朗普的民族主义很粗糙。它的中心思想是美国受到内外部势力的威胁，威胁到了美国独一无二的身份认同和民族社群的成功。因此，认为真理和正义的标准独立于国家政权的假设对他的世界观不利。社会主义、保守主义和民主政治都尊重公民社会，但对民族主义者来说，公民社会永远是次要的。民族主义的本质决定了它总会杀死自己的宿主。
20、第 19 章 真相的内爆
媒介即（假）讯息
在互联网巨头的行动和公众的一般辩论背后有几个假设。首先，社交网络和整个互联网在特朗普竞选获胜以及类似俄罗斯人炮制的虚假信息的传播过程中起到关键作用。第二，通过执法，利用工具，展开教育，社交网络可以被修正并转变成真理获胜的地方。第三，人们不小心误入假信息森林，需要保护和救援。
上述的每一个假设都有问题，或者绝对错误。首先，社交网络并非阴谋论传播的唯一载体，甚至不是主要载体。唐纳德·特朗普的获胜也不能归因于俄罗斯的干预和假新闻的结合。相比于用来解释竞选胜利的常见原因——主流媒体的新闻报道（有的是假的）；党派偏好和选民参选率；联邦调查局局长詹姆斯·科米写给国会的有关调查希拉里·克林顿“邮件门”的信，还有白人蓝领工人为了表示抗议把票投给特朗普——这两个因素的效应微不足道。换句话说，虚拟世界并没有改变现实事态，而是反映了早已存在的趋势，或许还将趋势放大到更为极端的水平。
2018 年的一项覆盖了 27 个国家的国际益普索调查结果显示，在 19 000 名受访者当中，65%的人认为大多数人在网上的活动都局限于各自的“‘泡泡’里……只和跟他们相似的人互动，只愿意看到他们早已认可的意见”，同时还有超过三分之一的受访者承认自己就是这样的人。十分之六的全球受访者说，人们不再关心事实，他们只“相信他们想要相信的”；美国受访者里有 68%的人认同这一点，德国受访者中有 62%的人对此表示认同。
2018 年，麻省理工学院一项大规模调查研究了过往十年间 300 万推特用户转发过的 126 000 篇新闻报道，得出的关键性结论是，真相输得一塌糊涂。无论报道的主题是什么，从政治到娱乐，也无论采用哪个衡量指标，相比准确的内容，不实新闻或假新闻的曝光率都更高，影响力更大，传播速度更快。不实新闻触及 1500 人的速度比真实新闻快 6 倍。
“世界正面临信任赤字。”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于 2019 年宣称。在人类社会里，信任和繁荣携手并进；研究表明，这两者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社会成员之间的信任水平越高，社会就越兴旺发达。爱德曼国际公关公司是世界上最大的公关公司之一。从它发布的爱德曼信任度晴雨表可以看出，近年来，世界各地的人们，特别是西方人，遭遇了信任危机。
在过去的 40 年间，美国社会几乎每个制度都经历了公众信任度的显著下降。对国会的信任度凋萎到了个位数。对总统的信任度从 20 世纪 70 年代到现在已经猛跌了 27%。对政府整体的信任度在 1972 年为 53%，到目前已经降低了三分之二还不止。
如果从 1 到 10 打分，美国人对他人的信任度的平均分为 5.8 分；英国人的平均分为 5.5 分，法国人的平均分只有 4.9 分。每 10 位年轻人里有 7 位坚称，大多数人只要有机会都会占你便宜。
中毒的城市
弗林特处在从北到南连接萨吉诺和底特律的商路上。白人赶走了当地土著苏人，苏人称弗林特河为帕瓦努金河，意为“弗林特的河”。非裔美国人从美国南方移居此地。弗林特是通用汽车公司及其旗下所有汽车品牌的诞生地。
在这个以黑人居民为主的城市里，40%的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由于该市的财务状况一团糟，密歇根州州长剥夺了市长和市议会的多数权力，并且在 2011 年的时候指派应急管理团队来管理这座城市。这些技术官僚推行紧缩政策，削减向市内的弱势群体提供的基本服务。他们的效率提升项目之一是通过改造城市供水系统来省钱。该市原本从休伦湖取水，但他们决定在改造期间临时从弗林特河取水——该市工业革命期间产生的污水大多排到了这条河里。他们推断说，如果通过供水系统把净化过的弗林特河水引进居民家中，可以节约 500 万美元。不过，没什么可担心的——净化污水的技术很过关。这些非民选官员签字通过了计划，宣布水质安全。
市民们一打开水龙头，便纷纷投诉。他们抱怨说，家里的水浑浊且有异味。技术官僚们再次向公众保证水质没问题。2015 年 1 月，自来水公司发现水中的三卤甲烷（THMs）水平过高。三卤甲烷是一种疑似致癌物质。市长建议聘请一个水质顾问。后来，军团病在城里暴发，最终夺走了 12 个人的生命，但公职人员没有把疾病暴发同供水联系起来。到了 6 月份，美国环境保护署收集到足够的数据，发出紧急令，要求公众停止饮用家中的自来水。
与此同时，弗林特市民们向媒体发送家中浴缸里的褐色沉积物照片。他们报称身上起了皮疹，孩子患了病。密歇根环境质量局宣布：“担心弗林特饮用水含铅量的人可以放心。”然而，弗吉尼亚理工大学水务工程师马克·爱德华兹（Marc Edwards）应一位弗林特市民所请，带领一个科学家团队前往调查。他们发现，弗林特许多家庭的自来水含铅量很高。在某些家庭，水中的含铅量近似于未经处理的工厂污水。负责的官员第一个反应是坚持水的安全性。但这一次，科学证据不容无视。事实很快被公之于众。结果证明，水厂没有做好净化工作。从水厂流出来的水酸性极强，严重腐蚀向家庭供水的原本就老旧不堪的管道。铅从管道析出到水里。人体内含铅量过高会造成终身损害，对孩子的危害尤其严重。例如，铅暴露会损伤大脑，导致行为障碍。而且这些副作用的后果不可逆转。
2017 年，即被污染的水开始在弗林特的供水管道里流动三年后，另一项研究解释了为什么弗林特的出生率从 2014 年开始下降。该市从弗林特河取水的那段时间，胚胎死亡率升高了 58%，出生率下降了约 12%。密歇根州检察官说，共谋和虚假陈述导致了这一切。“过分关注财务状况和资产负债平衡表，”他宣称，“导致人员死亡……他们把数字看得比人重，把钱看得比健康重。”
她告诉我，她家里人讨论最多的话题是水。“离水远一点，什么时候打开水龙头，记得喝净化瓶装水，要么打开过滤器。”她说。她有两个女儿，一个 7 岁，另一个 14 岁。要是小女儿刷牙时忘记开过滤器，她就会惊慌失措，“因为我不知道她会不会因为多吞下这一口脏水就完了”。她生怕铅毁了她们的人生。“我 7 岁的小女儿学习成绩非常好，”汤斯说，“她学得很快，人也聪明，我老是想，她小时候喝过脏水，会不会总有一天会拖她学习的后腿。每当这时候，我就内疚无比。我会想——要是当时我多留点心……”
向我外婆说谎
州长派来的应急管理团队被赶走之后，弗林特选出了令人印象深刻的新市长，她叫凯伦·韦弗（Karen Weaver）。她显然知道市民们的信任危机。我到她的办公室拜会她。她告诉我，如果弗林特的居民大部分不是黑人也不是穷人，这样的事就不会发生。这毫无疑问。她说当地的通用汽车工厂要求断开来自弗林特河的供水，因为厂里的金属制品都坏了。它的要求很快便得到了满足，但市民们继续喝含铅的水。
美国的知识分子精英们有一种浪漫的幻想，以为社会地位低下的人会走向投票站，用手中的选票来复仇。事实上，弱者被践踏和下毒后，对现行的制度和他们自己失去信任后，他们不再投票。2016 年总统大选期间，弗林特所在的杰纳西郡的参选率下降了 3%~4%
谎言被揭穿
哥伦比亚商学院的研究人员进行了一个很精彩的研究。47 人被随机分配到两个组里，一个组是“领导”，另一个组是“下属”。领导们在复杂的角色游戏扮演框架下行使权力，决定下属的经济和社会地位。接着，研究人员让领导和下属都去偷 100 美元，偷完后再试图说服一位询问者（询问者对实验不知情），让后者相信他们没偷过钱。谁能说服询问者，谁就不用交还 100 美元。
实验结果表明，一个简短的角色扮演游戏就能把领导们变成无耻谎话王。他们表现出来的说谎者特有的认知和情绪标志比下属的要少。领导和下属之间不但存在心理差别——还表现在生理上。研究人员在实验前后提取了每位参与者的唾液样本，用于测量他们的皮质醇水平。皮质醇是人在处于有压力的情况下释放的一种荷尔蒙。领导们的唾液样本里的皮质醇水平远远低于下属。研究人员得出结论，“权力形同减震器，让有权有势的人撒起谎来容易得多”。
21、第 20 章 为进步而战
与进步作战
20 世纪所有的极权政权都宣称自己站在进步的前列，试图为自己对挡路者施下的暴行披上正当性的外衣。这种行为力图让进步同启蒙运动价值观脱钩，去掉进步的内核，只留下一个腐败的空壳——比如更好的公路和工厂。一个国家可能拥有遏制疫情所需的最才华横溢的科学家和装备最先进的医院，但如果疫情不得公开，言论自由被压制，如果医生们受到威胁，那么单单依靠技术可能无济于事。
到 2030 年，全世界至少有 8.5%的工业就业岗位会消失，因为工人将会被机器人或软件替代。一份报告称，这意味着将会有 2000 万人失业。毫无疑问，这些人将会被告知，他们可以接受职业培训，转行从事其他工作，但这种希望常常枉然。
1850 年，铁匠的人数占到美国劳动力的 2%。他们这个行业显然已经消失。信息革命及其后续的人工智能革命同工业革命不一样，不会创造足够的就业机会来抵补那些被它们消灭的岗位。
1956 年，三大汽车制造商——克莱斯勒、通用汽车和福特——直接雇用了 90 多万名工人。今天，三大硅谷巨头——脸书、苹果和谷歌——一共雇用了不到 30 万人，但它们的市值和收入高过上述汽车厂商的最高纪录，而且同期美国人口翻了一番。